随着历史的推移，刑罚的形式也不断变化。在北魏时期，笞刑被规定为法定刑，但并未列入五刑，而是作为附加刑使用。到了隋朝，隋文帝统一了国家，颁布了《开皇律》，这时笞刑被正式纳入五刑之一，但依旧属于附加刑。唐朝沿用了隋朝的法律体系，笞刑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和专业化，刑具不再混乱，专门使用“荆楚”木杖，杖的标准长度为三尺五寸。唐代还将杖刑分为五等，最高可以达到100杖，但有时也会根据具体情况作出更严厉的处罚。
杖刑的实施，除了是惩罚外，还有更深的社会意义。唐朝时期，杖刑往往优先于流放等刑罚，因为打屁股的惩罚让犯人可以继续留在家中，特别对于家中唯一的劳动力来说，这样的惩罚既能教育罪犯，又能避免家道破产。对于某些特殊职业的犯人，如医师、官员等，如果不适合流放，打几十大板也许就足够了。
至于“打屁股”，这个部位的选择并非偶然。古人对于“股”的定义较为宽泛，甚至包括大腿部分。关于这一点，有一种说法认为，唐太宗李世民在看到太医的“明堂针灸图”后，得知人体的重要器官大多集中在胸背部，而臀部的关键穴位较少，因此规定惩罚时应避免打胸部，而集中打屁股。这一规定，不仅能避免对重要器官的伤害，也减少了犯人因打击位置不当致死的风险。
同时，打屁股这一惩罚也有文化上的意义。在中国传统中，“知廉耻”是教育的一部分，公堂上公开打屁股，往往能给犯人带来巨大的羞辱，也起到警示的作用。尤其是在朝堂上，官员也常常会因为过失而被打屁股，甚至有些大臣会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。唐代的《唐律疏议》中明确规定，杖刑的执行要严格遵循标准，而笞刑和杖刑的具体执行则常常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。
然而，杖刑并非没有危险。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，一些官员滥用权力，对罪犯施加过度惩罚，导致犯人重伤甚至死亡。这种情况在唐代是有先例的，历史上不乏因杖刑过重导致的悲剧。特别是在“天高皇帝远”的地方，个别地方官员徇私枉法，随意增加刑罚，甚至超越法律规定，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。
这种情况在唐代后期愈加严重，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，国家政治动荡，法制逐渐混乱，杖杀逐渐成为一种不合规的“死刑”方式。与绞刑、斩首等常见的死刑相比，杖杀是一种极为缓慢的死亡方式。犯人在被击打的过程中，往往会承受剧烈的疼痛，甚至在打击错误的情况下，可能会导致内脏出血，生命在长时间的折磨中逐渐流逝。这样的刑罚让犯人身心俱疲，死前的痛苦几乎无法想象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杖刑逐渐从唐代传入明清时期，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刑罚形式，直到清朝末年才彻底消失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唐代的杖刑对后世的法律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尤其是在刑罚制度的复杂化和变化中，可以看到唐朝法制逐渐向“人治”转型的痕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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